苦涩的童年

　　因为父亲，我吃了一辈子的苦。父亲生于平昌江口镇老街，爷爷是商会会长，做绸缎生意，家境富裕。父亲青年时受时局影响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读书。从军后因其有勇有谋被升为参谋……抗战八年结束后，他感慨地说：共产党真的与国民党不同。

　　1948年春天，父亲回家探亲，在路上偶然看见了小他二十多岁又年轻漂亮的母亲。那时母亲正在田间干活，她听见锣鼓声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抬头一望，这一抬头，被坐在轿子里的父亲看见了，于是叫手下的随从不由分说把手中还拿着镰刀白菜的母亲给抢了回去。没过一年，在母亲怀着我的时候父亲回万县行署去了。1949年，母亲生下了我。

　　土地改革开始了，虽然父亲已经起义，但爷爷的商会会长身份还是影响到了我们一家。到处都在批斗“黑五类”，大娘被逼得走投无路跳河自杀。土改队里有个跟妈同姓周的小伙子，不忍心看着母亲刚进地主家门就要遭难，悄悄告诉母亲想办法赶快逃跑，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母亲被几个好心人用船悄悄送去了重庆。临走，母亲含着眼泪把我托付给她一个姓周的妹妹，两岁的我，从此没有了爹妈的疼爱。

　　周家开始对我还好，后来又添了几个孩子，家境逐渐艰难，慢慢地，我这个没有爹妈的孩子便成了他们的一个包袱，我被辗转寄养在几户姓周的人家。

　　1952年冬天，在达县女子师范读书的同父异母的大姐和表姐来看我，看见我寒冬腊月连一条裤子都没穿，全身上下就只穿了一件大人们穿过了的没过膝盖的衣服，缩成一团坐在门边。大姐柔声地问我：“妹妹，吃不吃豆腐干？大姐给你买。”我小声地说：“不敢吃。”大姐当时眼泪就来了，回家后就跟婆婆商量决定把我要了回去。可是好景不长，回去一个月后婆婆心脏病发作离我们而去……大姐成了我身边唯一的亲人。大姐毕业了，一个人挣钱供养读医学院的二姐和我；后来姐夫调去平昌五木中学教书，我也随之去了五木。

　　添了侄儿后日子虽然还是很艰难，但还算过得去。1958年开始整风，姐夫被打成“反革命”开除了工作。在学校，姐姐天天被批斗，侄女也因耽误病情（抽风）而离开了我们，姐夫受不了打击疯掉了，生病的姐夫卖掉了平昌所有的房产去了新疆。我、大姐、侄儿相依为命……

　　青涩的爱情

　　苦涩的童年不算什么。到了青少年时期，“反革命子女”的帽子压得我无法喘气，因为有了反动军阀的父亲，我们做事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小学毕业后，我上不了初中，没有学校敢收我。由于身材还行，又有点舞蹈天赋，“造反派”安排我去了宣传队，但不准我扮演革命人物，怕我散播反革命言论。

　　生活中，没有多少人敢接近我，我也没有多少朋友。没事的时候，就跑去图书馆看书，大姐的课本和教科书都被我拿来一本一本地啃，倒也自得其乐。青春慢慢地萌芽了，我淡漠地拒绝着周围的一切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县城一伙年轻人逃难来到五木，我们家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一个叫郑剑华的小伙子常常来大姐家借书看，一来二去，共同的爱好让我们走近了，小伙子出身好，人也英俊，写手好字，在我眼里，他无疑就是书中描写的“白马王子”了。可是他一跟我这个“黑五类”交了朋友就遭到了周围所有人的强烈反对；他的母亲天天在家骂儿子不长眼睛；他妹妹也因此而不能入团入党吵着与哥哥断绝关系，他酒厂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朋友们也劝他不要意气用事；大姐夫也认为我找了个贫民的儿子拼命反对我们的婚事，天天在家含沙射影地骂我，觉得白养了我，远在万县的父亲也反对我找个穷光蛋……

　　好在大姐并不反对，还说小伙子很不错，并且躲开姐夫让人悄悄送来一个红色的箱子和十块钱，算是我结婚的嫁妆……

　　苦乐都是生活

　　结婚一年后我生下了大女儿。公婆没有好脸色，锅里多放颗猪油会骂我半天，只是小姑慢慢接纳了我这个“反革命”嫂子。

　　1970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带着孩子响应号召来到了五木公社前锋大队。在我的心里，以为农村的空气也许比城市更清新，人也许比城市里的人更善良淳朴吧，那一定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带着渴望与梦想来到了农村。

　　第一天，队长安排我们在社员钱明国家吃饭，喝着南瓜稀饭，嚼着胡豆，觉得这些农民对人真好。吃完饭，队长把我们引到山顶的学校，指了一间保管室给我们住。昏暗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床孤零零地放在屋子的一角，一个土灶是刚打的，灶上有口铁锅，连吃饭的桌子也没有，老鼠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冷清的学校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黑黢黢的山包上到处是狰狞的坟墓，看着这一切，所有的美梦顷刻间化为乌有……

　　郑剑华为了更好地照顾我们娘俩，辞掉了在酒厂当化验员的工作去平昌做零工。可我还得背着孩子出工，队长拿来锄头让我跟妇女们一起去挖地，看着别人很熟练，我的手却不听使唤，一不小心锄头搁到脚上去，痛得眼冒金星，却不敢哭不敢说，怕人询问，咽泪装欢。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放下孩子，准备做饭，一转身，发现一根“烂草蛇”盘在装水的黄桶边沿上，正探着脑袋看着我,黑暗里那青幽幽的眼光……从小就怕蛇的我脑袋“嗡”一声便什么都没有了，从头凉到脚，周身像触电了一样，半晌转身抱起孩子往队长家狂奔，看见队长边哭边说：“蛇……蛇……”队长给我倒了开水，并叫他的妹妹来陪着心有余悸的我。在队长家住了两天，我还是硬着头皮回到了“保管室”。

　　青黄不接的季节，望着满山的映山红，豌豆花，我却没了一丝浪漫的感觉，听着女儿叫我：“妈妈，我饿，我要豌吃豆角……妈妈，我饿……”我的心碎了。

　　老郑不在家的日子，会有人欺我们孤儿寡母，便有不明身份的人在夜静人深的时候在窗外使劲地砸门，并威胁我不开门就怎样怎样……吓得我抱着女儿大气不敢出；白天劳累，到了晚上还睡不成安宁觉，默默地流着眼泪，终于明白：农村也不是我想象的世外桃源。等孩子睡熟了，还得悄悄起床，去把粪挑到南瓜地里土豆窝里。

　　好不容易挨到收获季节，家里总算有了一些余粮，土豆啊南瓜呀什么的堆满了屋子的一角，也就常常会有人来“光顾”——最后颗粒不剩。常常是吃了上顿就没了下顿，背着孩子干活就会饿晕在田里。这时候，身边总会出现一个人，她叫谢家惠，是她把我扶回家做完我该干的活儿，还对我说：“不要怕，饿不死你，有我在，你别害怕，你怎么该来吃这种苦哦……”她常常替我惋惜还总是背着她婆婆给我送米送菜，干活的时候，她也总要求跟我一个小组，插秧插得比我快，锄地比我利落……可工分却要求和我一样，晚上一有空就来陪我说话还安慰我说：“看你的命多好！男人那么疼惜你，不就累点嘛总有熬出头的一天的。”她以农村女人特有的淳朴和善良温暖着我也给了我无穷的希望与力量。

　　第二年六月，我生下大儿子，坐月子的时候，遇到风雨交加的夜晚，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一家老小没法睡觉就坐起来孩子们哭成一团，老郑举着铺盖罩在我们头上，狂风暴雨过去，除了我们坐的地方，没有一处是干的。黑暗中我们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无论生活怎样艰苦，都没有压倒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做零活的郑剑华大寒天在水里淘了一天的石头挣了四块钱，可他却拿了三块八去给女儿买了顶非常漂亮的帽子，还喜孜孜的拉着我一起去跟孩子照相作纪念……夏日的晚上，一家人坐在操场边，他吹着萧，我哼着“苏武牧羊”，给孩子们讲古今中外的故事，孩子绕在膝下，其乐融融。我们忘记了困苦，忘记了悲伤。

　　由于老郑经常外出，我们便养了一条狗，取名叫“海啸”，“海啸’是只通人性的狗，虽凶猛但能识善恶。老郑带着大女儿去做零工，留下我和小儿子在家，“海啸”一步也不离开我们，无论我到哪里无论回来多晚，“海啸”总在路口等着我，没见过面的老朋友来了它给别人摇头摆尾，而那些背着我们做些偷鸡摸狗的人不管表面对我们怎样一副笑脸都逃不过“海啸”尖利的牙齿，有了“海啸”，我们的日子安宁了许多。

　　队长终于叫了些人在半山腰给我们建了两间土墙房子，我们这才算有了自己的家，我和老郑在自家屋前屋后种了许多水果，喂了猪和羊，我什么农活都已经学会，日子开始慢慢好转。老郑也因为字写得好，经常在外边帮着别人写些标语什么的，公社学校又缺老师，有人推荐了他，第二年在全县教师选拔中他考了个第三名，成了正式教师，为了我，为了这个家，老郑从此扎根在农村，开始了一辈子的教书生涯。

　　1979年恢复政策的时候，知青开始返城，父亲因为历史原因被送入延安牢教还没回来。城里没有亲人，老郑又在五木教书，我被安排在五木畜牧站当药剂员。

　　平淡生活回味长

　　1980年，由于党和政府的特赦，父亲回来了，被安排在平昌县委统战部工作。父亲心存感激，对组织上从不提任何要求，1984年许世友将军到巴中视察路过平昌，在平昌休息时叫县委书记找一个国民党军官聊聊国共合作的话题，父亲被叫了去，许世友当时用手抓起一个包子说：“罗老汉，吃!”依然是当年的军人作风，又问：“你还记得国共合作时的章程吗？”父亲刷地一下两腿并拢：“报告将军，章程第一条是……第二条是……”一气背下来，许世友将军笑呵呵地说：“不简单，还记得这么清楚，不简单！”许世友将军还关切地问：“罗老汉，你对共产党有啥要求没有？生活过的习惯不？”父亲感激得只顾摇头：“共产党给了我一条命，我还能有什么要求？”1986年，刘伯坚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杨尚昆主席回平昌时也接见了父亲，问父亲有什么困难没有。父亲一直对我这一生的成长、生活、工作一直心存愧疚，本来内心非常想请县委调动一下我的工作，可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没有。”父亲回来歉疚地把这事告诉我，我告诉他：“爸，没事，我们这不是都生活得好好的吗？”

　　现在，我大儿子开了一家药房，二儿子在航天部成都一家研究所上班，小儿子是工程师，在浙江修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孩子们都明白一个道理：生活，就得靠自己。那些苦难的日子，我们学会了知足，学会了珍惜……

　　老人对生活，对爱情，对苦难的态度让我折服。她说，苦也罢，难也罢，一切都已经过去……透过金色的夕阳，我看到了老人脸上近乎迷人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