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至隋唐，是巴蜀地区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它奠定了唐宋以后四川经济繁荣的基础和基本格局。对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开发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全貌，有助于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而且，对我国目前方兴未艾的西部开发，加速整个长江上游的开发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两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的开发

　　巴蜀在两汉以前就已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开发，并在开发中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经济体系。秦灭巴蜀后，在政策上进行创新，并采取了一系列开发巴蜀地区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多为以后历代政府统治巴蜀所沿袭，其开发成果为两汉以后巴蜀地区开发创造了前提条件。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传》)。由于巴蜀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贡献，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巴蜀地区的开发和经营。

　　一是蜀道的开凿。蜀道连接关中与蜀地，因此蜀道在秦汉时期很受重视。秦惠王、武王、昭王时期大规模修筑蜀道。蜀道南段，为著名的金牛道。蜀道北段，重要的有褒斜道、陈仓道(又名故道)和子午道。自秦惠王至秦二世灭亡，秦蜀交通，北段主要为褒斜道。秦汉之际，褒斜道毁于兵火，陈仓道成为主要通道。从此至于清代，褒斜道及金牛道，一直为关中与蜀地之间的主道。其间经历无数次风云变幻，蜀道多次毁废，但旋即修复。因此关中与蜀地交通，自秦并蜀，二千多年间，从未中断。

　　二是开发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滇最大;自滇以北……邛都最大。……地方可数千里……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华阳国志·南中志》盛赞汉武帝通西南夷之功业，说是:“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而能开土列郡，爰建方州，逾博南，越澜沧，远抚西垂。汉武之迹，可谓大业。”从此，西南夷地区开始纳入全国政治、经济生活。此后历朝政权，包括蜀中割据政权，都重视处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因此，自秦并蜀至于两汉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对蜀地的一系列开发与经营，蜀地经济进入了历史上的空前发展时期。蜀地不但经过蜀道北通关中，并且经过长江联系荆、扬和西南云贵地区。本来“四塞”的蜀地，与周围地区的交通打开了。

　　东汉末，由于北方战乱，经济萧条，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许多灾民的流向是涌入安定富饶的益州地区。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汉中郡原有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到了东汉末年，“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在一百多年间，户口增长了近一倍。

　　诸葛亮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方针，有力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夷陵一战，蜀国元气大伤。为了恢复蜀国的经济，诸葛亮提出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主张，使农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绵竹、雒县“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这一产量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诸葛亮亲率兵马平定了南中后，使当地“夷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南中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进步，更是直接为蜀汉政权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据《华阳国志》记载，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使蜀国的经济力量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诸葛亮传》)。

　　巴蜀地区在三国时期农户迅速增长。据《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载，汉昭烈帝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蜀亡时户二十八万，四十年间蜀汉户数增加了八万。这里的户数，绝大多数是农户。农户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蜀汉经济的繁荣，以至蜀亡之时，不仅国库“尚存四十万斛”。魏军入蜀境获“粮谷甚众”，而且“百姓布野，余粮栖亩”。

　　诸葛亮治蜀及开发西南成绩显著。在诸葛亮等的治理下，巴蜀地区“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经济发展，社会相对比较安定。西晋左思《蜀都赋》也反映了这个情况。赋称:“其封域之内，……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比屋连甍，千庑万室。”“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唐代巴蜀地区的开发

　　唐代巴蜀，“人富粟多”，经济繁荣，是唐代财政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被当时宰相杨炎称为“外府”(崔宁传)。顾炎武在《北直隶上引谷山笔尘》一文中认为“唐都长安，每有寇盗，辄为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长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室之有奥也。风雨晦明，有所依而避焉。自秦汉以来，巴蜀为外府，而唐卒赖以不亡，斯其效也”。然而巴蜀经济的作用，还不仅是“唐卒赖以不亡”，唐王朝的建立与兴盛，巴蜀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巴蜀地区在唐代的重要地位与唐代对巴蜀地区的开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唐代巴蜀地区的开发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水利建设与水陆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以水利和交通的开发成果最为显著。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修凿渠19处，和隋朝以前相比较，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唐代巴蜀水利灌溉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增长上，而且还表现为扩大旧渠堰效益和积极开拓新灌区。唐代在岷江流域修建了11处水利工程，其中8处是为增加原有都江堰的效益，扩大其灌溉面积而修建的，从而使唐代都江堰收到了“溉田万顷”的效益。

　　由于水利工程的兴建，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都随之大大增加，巴蜀盆地西部耕地面积从隋代11万公顷增至天宝年间17万公顷，自流灌溉面积据不完全的统计，也在2万顷以上。所以安史之乱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已有“人富多粟”、“土腴谷羡”的美誉。

　　唐代巴蜀地区交通的开发分水路和陆路两方面。陆路方面：唐代成都至关中的道路，是巴蜀通往关中的交通干线，也是唐代长安和成都之间驿道的南段。作为当时全国四大干道之一，唐朝政府在沿途兴建了大量馆驿，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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