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禄老人夫妇近影

　  午后的光线有些昏暗，却在客厅里烘托出一丝暖意。王全禄刚刚午睡起来，他今年已有90岁了，眉宇间透露出一种从烽烟战火中九死一生百战归来的骁将才有的震慑之气。
　 “我就知道党和政府不会忘记我们的，好，好！”说明来意，坐在沙发上的王老忙拄杖站起，高兴地握着我们的手。
　　他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谈及当前部队的建设和新时代的长征精神，王老很有自己的见解，语言逻辑也是丝丝入扣……
　　王全禄，正师级军队离休干部，享受副厅级待遇。他11岁参加革命，曾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此期间，他由一名叫化子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革命军人，从当初送信查岗的儿童团团员成长为一名为部队输送人才的武装部政委。
　　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王老身上的传奇故事太多了。
　 “那时还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只知道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穿，这对我一个叫化子来说，是天大的好事。”王全禄微笑地说，他“铁心”跟着红军走的原因就这么简单。
　　回忆起自己的身世，王全禄感慨万千。1919年7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出生在通江县王家坡村一户贫苦农民家。5岁那年，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一气之下重病不起，不久也含恨辞世。从那时起，年幼的他便沦落成“丐帮”中的一员，成了一名小叫化子。“在讨饭的过程中，经常被人欺负，有时好不容易讨来一点吃的，又被其他的乞丐抢走。还有更可恶的地主和豪绅们，不但不给吃的，还放狼狗来咬我，甚至让我吃他们的狗饭……”王老的思绪似乎回到了几十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中，“……说起来，那是很久远的事了。”
　　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部队经过王全禄的老家，他便参加了红军，理由很简单：红军打土豪，分田分房，红军队伍中官兵吃穿一样，不打人不骂人。
　　“参军那年，我11岁，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在部队，战友们都喊我‘小鬼’。” 王全禄说，参军后，组织上把他编入儿童团站岗放哨，不久，他当上了乡苏维埃儿童团团长，接着又被组织上叫去当了一名通信兵，那时通信条件有限，不少重要的机密情报和命令都需要靠通信员进行口头传达。因为怕被敌人发现，获得书面的证据，泄露机密，所以通信员常常得把需要传递的信息记在脑子里。王全禄当时年龄小、记性好，传达信息的准确率高，因而深受上级信任。讲起他做通信员的情景，王老说：“我常常是晚上接到命令去送信，行走在黑夜里，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一想到信息的重要性和上级对我的信任，我就壮起胆子，勇气‘腾’地一下子也就来了。送完信息后，我恨不得以最快的速度飞回去报告。有时，送信要翻山越岭，在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看不清路，有一回我摔倒了，几乎是滚下山的……”由于王老经常送信到指定部队，因而只要他一到，大家就知道一定又有新的战况或安排了。
　   王老说，在战斗岁月中，尽管环境艰苦，但红军部队中战友、同志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大家亲如一家，气氛和谐，总能让他充满幸福感。
　　1935年，当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时，组织上担心他年幼体弱，动员他回家或者留下来打游击。他死活不同意，拉着首长的衣襟伤心地大哭，直到首长同意他随大部队一起行动，他才罢休。
　 “那时还不懂革命的道理，只知道跟着红军有饱饭吃，有衣穿，这对我一个叫化子来说，是天大的好事。”王全禄微笑地说，他“铁心”跟着红军走的原因就这么简单。
     “这些尸体有的隔十几米，有的隔二三十米。他们是前面经过的红一方面军牺牲的红军战士。”王全禄满脸悲戚地说，他看到有的战士牺牲后嘴里还含有未烤熟的青稞。
　　长征时，王全禄被调到了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北上途中，张国焘对抗中央，于1935年9月擅自率部南下。百丈关战役失利后，剩下的4万多红军被迫撤离天全、雅安、芦山、邛崃，第二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夹金山，朝川康地区西进、北上。“都是张国焘，把我们原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整得一塌糊涂，前后三过雪山草地后，我们的好多同志就这样牺牲了，真是痛心！”想起往事，王全禄心中免不了感慨与叹惋，随之，思绪也仿佛飞到了雪山、草地…… 
　　翻越夹金山的情景，王老至今仍记忆犹新：“过夹金山时，寒风刺骨，天寒地冻……爬雪山前，上级下达命令，要我们不准讲话，只能闷头一个劲地走，要争取在中午前翻过雪山，累了也不得停下来，如果坐下来，人就会再也起不来。后来，才知道那是高山缺氧造成的。有些同志在山上实在走不动，倒下了，从此永远留在了雪山。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王老说着，突然停了下来，从他的表情中，分明能看出老人心中无限的伤感和对故人的怀念。
　　“草地上的死人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的人很难想得出来。”王全禄说，他终生都不会忘记过草地中的那个场面：“ 那是1936年7月，我们在水草地上走，走着走着就出现了臭味。臭气来自路两侧的一具具尸体，这些尸体有的相隔十几米，有的相隔二三十米。这些人，都是前面经过的红一方面军牺牲的红军战士。”说到这里，王全禄低下头，静默良久，抬头伸手去拿茶杯，笔者发现他握杯的手在微微地颤抖，他眼眶红红的，满脸悲戚地说，他看到有的战士牺牲后嘴里还含有未烤熟的青稞。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与饥饿作斗争，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途中，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下冰雹，一会儿雨雪交加，我们浑身湿漉漉的，趟水行军，粮缺衣单，又累又饿又冷，体质很快下降，许多人生了病，加上药品奇缺，有不少人病死、饿死或深陷沼泽地而长眠于那里。” 王全禄哽咽着说，刚进入草地时，每到休息、开饭的时间，他们便从衣袋、包袱中掏出带的干面，就着水送到口里，或者将干面调成糊状，就成了一顿主食。即便这样，他们每餐的干粮都得限量吃，不能多吃，否则会出现提早断粮的情况，饿了就只有喝水。有的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摸出一块生姜、一个大蒜或辣椒，蘸上点盐，放进嘴里嚼……王老述说着，伴随着回忆，似乎当年的苦在嘴里仍然可以嚼出来，“不久干粮吃完了，我们只有挖野菜，将它们扔到水里煮一煮，就是不错的一餐。我们曾经以大黄叶子充饥，有的同志吃过后，出现全身浮肿。当时也不知道那么多，觉得奇怪，怎么忽然‘发胖’了？后来，才知道其中的原因。”王老感叹之余，不禁忆苦思甜起来，“现在真没法子想象那时的苦啊！”接着，王老继续说：“我们还吃过牛皮，先把牛皮上的毛刮掉，再放在火上烤，然后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地分来吃，那真可以说是‘美餐’了；牛骨头在火上烤一烤，焦黑焦黑的，根本顾不得许多，就往嘴里送，啃起来很美味的哟！”
　　说到这里，王老的兴致比刚才好了些，呷了口茶后，面带笑容地给我们讲起“遛羊羔”的故事。他说，过草地不像走平地，比如松潘草地，它实际上是沼泽地，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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