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发展史上，GDP将突破万亿元大关的2007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先于四川迈上万亿元台阶的，只有东部和中部的7个省市。
    这消息让人欣喜，但并不意外。党的十六大以来，四川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出全国1.6个百分点，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快”，也越来越感受到“欲速不达”的困惑：产业结构、经济效益、财政收入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随GDP的快速增长而同步缩小，发展不平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甚至因为“快”而有所加剧。
    “发展质量不高是倒退，发展速度不快会掉队。必须坚持好中求快，又好又快！”省委书记杜青林的一席话，道出四川的不二选择。
    从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型，意味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了更高的追求目标、更深的实践内涵、更新的评价标准，意味着“路径”的选择必须紧扣中心、与时俱进。
    一条明晰的发展脉络，伸向未来……
    全面小康的鸿篇巨制，“四个跨越”浓墨重彩。“四个跨越”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之路，也是城乡经济的统筹之路、区域经济的优化之路——
让经济建设的“腹地”更广
    “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下可零首付注册”、“首次认定中国驰名商标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奖励100万元”……一系列新意足、力度大的政策安排，出现在省政府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工作安排意见》中。
    短短半年间，以“服务业”为主题词的促进文件，省政府已出台4份。产业结构调整的急迫跃然纸上。
    随着四川经济总体上从工业化初期开始进入中期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增强。一产业的比重高出全国7个百分点；三产业在GDP中的份额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比例失当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两个比较发人深省：内蒙古工业起步远比四川晚，循着新型工业化之路，已然跨到我们前面；山东农业曾与四川并驾齐驱，立足现代农业的崛起，以“强”与我们的“大”拉开差距。
    说到底，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发展路径的升级过程、发展重点的统筹过程、发展强势的构筑过程。
    基于此，有两点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举足轻重：一是产业自身的突破性，二是该产业突破对全局的带动性。
    杜青林道出决策层的共识：四川要实现超常规的跨越发展，必须统筹一、二、三次产业，加强农业基础，强化工业主导，发挥旅游、文化优势和潜力。“四个跨越”的战略构想随之瓜熟蒂落：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工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跨越，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跨越，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
    重点项目是产业调整的缩影，也是跨越发展的载体。今年我省安排的30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过万亿元，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四个跨越”浓墨重彩。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重点项目在布局上正从“点轴式”向“集群板块式”转变，即通过科学规划，把相近、相似、相融的项目和企业聚集在一起，以提升产业竞争力。由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区域布局的优化相偕而行。
    值得关注的还有“全域成都”这一新词。随着成都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诞生的这个词，折射的正是城乡一体规划、一体发展的“全域”视野与统筹理念。城乡一体的产业规划尤为突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现代农业基地，四大基地与“四个跨越”一脉相承。
    这也正是成都试验区亟需“先行先试”、进而示范全川的关键领域之一。
    追求低代价的增长，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从发展要素看，关键在节能降耗，实现集约发展、清洁发展；从发展周期看，关键在宏观调控，实现有序发展、长远发展——
让经济建设的“代价”更低   “四川打了场颇见成效的硬仗！”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近日在川感慨。
    去年，四川单位GDP能耗3年来首次由升转降，降幅比全国平均水平多0.77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四川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继续大幅削减4.07%，降幅居全国第二。
    让人感慨的与其说是上述数字，不如说是数字背后的东西。
    从四川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现实省情看，工业是增长的“龙头”，重化工是工业的“龙头”，这使经济增长难免打上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烙印。既要加快发展，又要节能减排，双重压力，双重考验——既考验发展方式的转变，更考验发展观和政绩观的转变。
    考验的另一面，是怎样在“减法”中做“加法”。宜宾丝丽雅的节能技改让人眼前一亮：能耗和单位制造成本远低于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每年节约成本2.2亿元。
    丝丽雅不是特例。从节能减排到循环经济，从清洁发展到集约发展，战场也不止于工业。“节能就是提高效益，减排就是创造环境！”省长蒋巨峰一语中的。
    追求低代价的增长，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与节能减排异曲同工的战略之举，是宏观调控——避免大起大落，确保发展的持续、平稳、健康。
    对于四川这样以投资拉动为重要支撑的欠发达省份而言，在 “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中，如何变外在的调控压力为内生的调整动力？在 “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中，如何做到该保的保充分、该压的压到位？
    广元启明星铝业给出生动的回答。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其高能耗、资源性产品结构如同迎头一棒，业绩应声而降。启明星强化创新，将产品结构由铝锭为主调整为铝材为主，成功走出先抑后扬的上升曲线。
    今年6月，在调控政策迭出的大背景下，我省一举创下单月出口历史新高，被分析人士欣喜地视作“拐点”——在调控中抓机遇、促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认识正在实践中统一、在发展中深化——宏观调控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与时俱进的长远之策。未雨绸缪地进行预见性调控，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针对性调控，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组合拳”进行调控。这样的调控，必然带来更健康的增长、更实在的惠民。
    追求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必须不断提高要素质量，不断降低制度成本，将经济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型转变成创新驱动型——
让经济建设的“含金量”更高
    一头猪值多少钱？
    曾有调查显示，一块钱的初级农产品经过加工，在美国附加值增加3.72元，在中国只增加0.38元，在四川这一数字更低。
    在四川高金公司采访，“三级跳”的产业链发人深思：毛猪——白条肉——冷鲜肉——猪骨深加工而成的骨维素。仅最后一环，一举提高附加值三成多。
    是什么支撑着“三级跳”？看影响“含金量”的三大变量——要素成本、制度成本、要素质量。在人工、饲料、土地、能耗等要素成本纷纷上扬的背景下，高金抓住关键的两点：“龙头企业+示范基地+订单农户”的运行模式，“国家级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中国名牌”的创新载体。制度成本与要素质量由此一降一升。
    置身竞相发展的新起点，四川“三级跳”的踏板在哪里？
    要素成本相对较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然而，与要素成本低相对应的，往往是产业链的低端。

    以立足资源的比较优势为基础，打造立足市场的竞争优势，当务之急在于提高要素质量、降低制度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将经济发展模式从依靠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带动转变，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7月，四川首批10个产学研创新联盟宣告成立。引人注目的是，联盟的主攻方向，除了关键核心技术，还有产业组织形式、市场开发运营模式等。更大的挑战在于，要将单打独斗的创新主体结成产学研贯通的创新体系，这在我国少有成熟先例。
    由此观之，更深含义的创新，体现在发展模式上，体现在政府运作、企业动力、人员素质、社会氛围、市场要素等方方面面。
    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的力度决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创新的实践筑成通向全面小康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