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这一崭新的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８０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它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及其产生的规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晶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最显著最集中的体现。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的时候，中国于鸦片战争后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工人运动中传播的时候，中国人正在向西方国家寻求资产阶级革命的道理。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关注着中国。我们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以及恩格斯《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文章中，都可以感受到年轻的无产阶级解放新理论的创造者们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怀、同情和期待。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第一个８０年。可是，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当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以后，中国的面貌，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共产党成立以后的８０年的光辉历史。在这８０年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里程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８０年斗争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内在要求，又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学说的地方在于，它是有史以来惟一自觉地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学说，实践性是它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这一鲜明的特点，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必须适时地变换自己存在的理论形态，充实进新的理论内容，以各具特色的历史形式而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列宁选集》第３版第２卷第３７５页）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它一方面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通过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其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因而它必须了解中国的独特国情，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矛盾，提出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它要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变成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物质力量，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实现其形式的民族化，“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５３４页）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及其创造性正是存在于这种结合之中。不结合就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不结合就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的客观需要。“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４４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问题的差异，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理论答案，已有的实践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既成的先例可循，摆在人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必须从现有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实现理论上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８０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不根据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不行。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总结和吸取历次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果断地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方针政策，从而才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根本上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必然产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性问题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才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并不断深化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跨入新的世纪以后，中国面对的根本性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全力捕捉住这个问题，需要高瞻远瞩，需要世界性眼光，需要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时代课题。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特别是关于“三个代表”的学说，就是围绕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展开的。它以保持并发展党的先进性为核心，科学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的时代课题。“三个代表”学说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因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创造和发展也不能遗忘东方的大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能发挥其革命性的本质作用，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只有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真正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８０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充分说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它应有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即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从理论、实践、文化传统的三个相互联系的侧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和要素。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新的科学概括，因而大大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和优点。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虽经种种挫折、磨难、危险，最终都能化险为夷、柳暗花明的一个根本保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任务》中，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并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全党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宣称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语重心长教导全党“老祖宗不能丢”。当苏东剧变，全世界进步人士都为之沮丧震惊之时，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世界宣告，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相信马克思的人会越来越多。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牢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本身就是一篇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的时代典范。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前进，始终坚持不懈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一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就是“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６９页）
但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等于死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具体结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但又是用新的理论和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达到这个高度，是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中国实践为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国家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它面对的是自己国家实际存在的、特有的问题，它寻找的只能是适合自己并能解决自己国家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毫无疑义，它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实践，重视并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的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观点和新理论中，看到的不仅是他们如何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能看到他们是如何总结中国经验的。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是不可分的。完全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以理论形态表现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即包含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革命多次失败中总结经验，终于找到了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理论是用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邓小平理论则凝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新的理论创造中，看到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因此，邓小平理论是以理论形式呈现出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史。
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经验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二者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有了“城市中心论”的失败，才有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自觉选择；正是有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才有了后来中国的全面改革和开放。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时，总是把它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联系起来，他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同上，第２３４页）他一再强调说，“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上，第２６４页）
由此可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加以概括和升华，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键途径。上个世纪的４０年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到了８０年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使中国人民对时代主题的转换有了一个更准确的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则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两个８０年特别是对后一个８０年经验的总结，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继续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并最终中国化，这不是偶然的。旧中国虽然经济落后，可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有历史悠远、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一物两体”的辩证思维方法，等等，在几千年中国思想史上绵延不断，成为中国人最可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土壤，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作原材料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具的特点。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曾提出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总结的指示。在毛泽东、邓小平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国的历史典故、成语、谚语的应用得心应手，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也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素材和原材料，而且也以它独特的实践智慧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启迪，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又一理论支点。别的不说，仅仅“实事求是”这一条中国成语，被毛泽东同志提炼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范畴，集中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之后，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通灵宝玉。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就它的基本原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
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开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与升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发展也是无止境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接替邓小平同志肩负的历史重任和中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继续前进。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特别是其中浓笔重墨系统论述的“三个代表”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里程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８０年中，党中央三代领导人是在不同的时期，着力于捕捉自己面临的不同任务，以其中的根本问题为核心，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方法的。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新问题，进而作出新答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最根本的是解决了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受到严重挫折时，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至高无上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关头，当务之急和最为根本的就是围绕“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着眼于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带领人民不断开拓前进并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三个代表”光辉学说的提出，就是对我们党当前所面临的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关键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历史经验证明，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不断创新，我们才摆脱了教条迷信的束缚，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正确答案。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大胆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在理论与实践上全面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学说就是这种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最新成果。
历史将越来越证明“三个代表”学说的重大意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执政党先后衰败了，有的被人民所抛弃。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不能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能否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以及能存在多久，也取决于能否始终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从社会主义实践看，把“三个代表”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而且是社会主义事业长兴不衰、不可战胜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史上，特别是执政党史上，都是一种独创。
“三个代表”学说不仅第一次地把党的建设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方位地联系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基础、灵魂和本质，而且第一次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把文化建设从党的工作的一个方面提升到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层次上来，这是突破常规思维最具有创造性的体现之一。
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问题。特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必须有新思路，新方法。是用新的眼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还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教条化，采取简单的方法看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对我们的一个重大考验。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的，在此情况下，“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复杂思想矛盾和实践矛盾，存在着与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与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反对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邓小平同志曾经领导和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着力反对“两个凡是”，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前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学说，特别是学习“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新论断时，提倡创造性思维，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显得更为迫切，尤为必要。当然，人们对新的思想观点的认识和接受也有一个过程。当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也有一些人不理解，甚至嘲笑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倡导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同样也有一些人不理解，表示怀疑，然而最终结果是这些人在实践面前都改变了观点。真理性的东西是最有说服力的。关于“三个代表”学说和“七一”讲话中一系列新观点的真理性，已经而且会继续为实践所证明。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８０年进程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它证明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当今社会的时代性课题，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学说及“七一”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足中国实践，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坚持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继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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